1983年的某一天，住在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21号楼里的邱会作，家里迎来了一位气色很好的老爷爷。

门一开，老头一眼瞅见邱会作，心里头立马涌上一股子激动：

“咱俩以前见过没，你对我有没有印象？”

邱会作被连续问了好几次，每次都问得他摸不着头脑，完全搞不清状况。

看到邱会作一脸困惑的表情，那人又忍不住嘀咕起来：

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，但我就是在平津战役那会儿被你俘虏的士兵。记得战役结束后，在去收容所的路上，你给我们说了句话，让我一直记在心里，这句话就是说，别灰心，只要肯努力，未来肯定有希望。

一说到这件事情，邱会作顿时明白了过来，心思又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远方。

老人家娓娓道来：他坐在那儿，慢条斯理地讲着。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痕迹，但眼神里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他说起往事，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，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从他的口中，我们得知了许多过去的经历。那些日子虽然艰苦，但他讲得却充满了乐观和坚韧。他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有起有落，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看淡得失。老人家的言辞恳切，让人不由得信服。他的话语里，既有对过去的怀念，也有对未来的期待。我们静静地听着，仿佛也被带入了那些遥远而又亲切的时光。

我听说你现在碰上了点麻烦事，我这人嘴笨，想不出啥大道理，就想把以前你跟我说的那句话送给你。

俩老爷子聊起了以前的好多事儿，让邱会作心里头感慨万千。到了要走的时候，老爷子给了五盒蜂皇浆。

邱会作除了道声感谢，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了。

邱会作可能回想起了许多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心里头一下子就激动得不行。等情绪稍微平复点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，腿都软了，根本站不起来……

【一】

1981年9月12号，邱会作因为身体原因获准外出治疗，接着就被安排住到了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的21号楼。

在那个不一样的岁月里，邱会作犯下了不少错误，最后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。等他到了晚年，生活安稳下来，邱会作常常会回想起以前革命打仗的那些日子。

可以肯定地说，在以前的那些革命打仗的日子里，邱会作确实干了不少实事，和周围的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邱会作老年时候聊起过以前的事情，他说：

在多年的革命岁月里，我跟我的领导、同事、手下都建立了很深的交情。被派到西安后，来探望我的人络绎不绝。只要是以前一起战斗过的老朋友，只要来西安，都会抽空到我住的地方来看看我。

1929年年底，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，邱会作回到了他的江西老家兴国县，然后加入了红军队伍。

江西兴国是个挺有名的革命地方，听说周恩来总理以前讲过这样一句话：

北京南京虽好，但比不上瑞金的魅力，国内国外虽广，却不及兴国的独特。

那时候，中央苏区在各个地方搞工作，要是说谁做得好，兴国那是头一个，瑞金紧随其后排第二。

邱会作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、李作鹏不太一样，他的长处主要在于后勤管理。听说他还在工农红军学校那会儿，就显露了在数字和算账上的过人之处，中央军委挺看重这点，专门调他去总供给部任职。

遵义会议结束后，邱会作被调到了军委四局，当上了三科的科长，那时候他才二十岁出头，周恩来总理亲切地叫他“年轻科长”。在长征的路上，毛主席也曾跟邱会作聊过天。

我在你家那个卖茶的小摊上蹭过茶喝，那时候我就听说，你爷爷、老爸、老妈都是村里的头头，而你和你哥呢，都跑去当红军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邱会作挑起了总后勤部的大梁，当上了部长。听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周总理在一次发言里头赞扬道：

邱会作是个铁了心的红军老兵，他在后勤部长这个位置上干得非常到位，表现相当出色。要说起后勤工作，他绝对是历届中的佼佼者。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评价，党中央和毛主席也都是这么认为的。

邱会作晚年时聊起周总理，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多亏周总理的一道命令，让我又多活了70年。

1934年6月份，邱会作当时在军委管后勤那块儿工作，他收到了周恩来发的指示：

你得去执行一个特别的隐蔽任务。

就在第五次反围剿快要顶不住的时候，邱会作接到了一个机密差事。他得把几个兵工厂、做药的厂子和仓库给炸了，还有那些搬不走的金银财宝，得赶紧在当地出手，反正就是不能留给敌人，宁可一把火烧了也不行。

这事儿得严格保密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很可能会影响到前线的军民，让他们的士气低落，对咱们的反围剿战斗非常不利。

周恩来特地交代了一句：

处理兵工厂这事儿可能有点棘手，最好是挑晚上动手，这可是绝密的行动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军法严惩不贷。

那时候，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地派了个警卫班来一块执行任务。在邱会作眼里，这些人说得好听点是来帮忙的，说得难听点那就是来盯梢的。在中央苏区，一提到国家政治保卫局，大家脸色都变了。为啥呢？因为那时候中央还没摆脱左倾那套错误思想，长征前还错杀了不少好干部，像红五军团军团长季振同他们就是。

邱会作搞定任务大概一个月后，国家政治保卫局那边就开始琢磨了，说邱会作手里握着红军的好多重要秘密，怕他会溜号或者出岔子，就打算把他“封得死死的”（就是暗中解决掉）。

长征开始之前的一个傍晚，邱会作突然间被抓了起来，紧接着就要被带去刑场。他当时拼命喊冤，但根本没人理会。

好在关键时刻，周恩来、邓发还有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赶了过来。他们一瞅见被紧紧绑着的邱会作，也是大吃一惊。

叶季壮是邱会作在物资部门的老大，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转头问旁边的周恩来：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

周恩来没吭声，只是用眼神问问邓发怎么办。邓发也没说话，就是眨巴眨巴眼，意思是还照老样子来。那会儿，周恩来瞅见邱会作眼里带着点求情的意味，稍微想了想，然后对邓发说：

他毕竟还小，就让叶季壮领他回去吧！

结果就是这样，邱会作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

好在半道上碰见了叶季壮给拦了下来，周总理还亲自出来担保。要是事后才发现再上报，那可就全完了。后来，周恩来叮嘱邱会作别把这次差点被处决的事儿说出去，还很有感慨地跟他说：

你那会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真的让我印象深刻！

多年过去，邱会作心里始终对周总理充满深深的感谢。

在过去打仗那会儿，邱会作可是立下了不少功劳，他的老领导、老伙计们对他的评价都挺好的，尤其是东野那边的大头头，像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这些人。

邱会作起初是在后勤部门工作，后来到了东北，他就开始到前线去了。

1947年夏天8月份，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摇身一变，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八纵。那时候，黄永胜被提拔为司令员，邱会作呢，他不仅是副政委，还兼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位。后来，刘道生政委的位置，也由邱会作接手了。

八纵刚建起来那会儿，新入伍的士兵占了大多数，所以战斗力并不算高。那时候，八纵的军事指挥重任落在了黄永胜的肩上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打仗好手。至于政治工作，则是靠邱会作来把关。可没想到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八纵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进步神速。

有种说法是，邱会被任命为八纵政委那会儿，林彪特别点了他来掌管军事指挥的大权。

邱会作这人，不怕吃苦，爱钻研学问，而且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，所以他能得到老领导、老伙伴们的夸奖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【二】

1992年，邱会作到了北京，他的老朋友段苏权不光请他吃了顿饭，还多次开车到他家去看望他，问他过得咋样，冷不冷暖不暖的。

邱会作在以前八纵当政委那会儿，和段苏权司令员搭过班子，段苏权是那时的八纵头头，他们之间挺合得来的，有点交情。

段苏权去八纵当了司令员，他是接替黄永胜的位置。这个安排是冀察热辽分局的书记程子华提议的，背后还有段旧故事。

到了1947年，华北那片的部队还是没啥大进展。所以，中央在陕北转移时，专门让朱老总和刘少奇牵头，组了个工作委员会，过黄河去华北帮忙指挥。这么一搞，华北那边才算是稳住了。但那时候，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。中央瞅着东北那边的情况，心里盘算着让华北的部队跟东北那边联手作战。

就在这么个机会下，原本归晋察冀军区管的冀热辽军区，就转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下。等到八纵成立后，它也是直接归东北民主联军管。

黄永胜当上八纵司令员后，他作为军事方面的头头，本事那是没得说，不过呢，他身上也确实有不少毛病，到现在这些事情也都没法全搞明白。好多老战友都说，黄永胜一门心思全在打仗上，别的事儿一概不问。这事儿引起了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的注意，后来就让段苏权顶替了黄永胜，当了八纵的司令员。

这样一来，林彪又开始心生不满了。

段苏权当上八纵司令员没多久，就碰上了一堆突如其来的事儿，让他感觉手脚都被绑住了。

1948年9月份，东野方面做出决定，要打响辽沈战役。段苏权接到上级任务，带着八纵的三万多兵马，一路往南直奔北宁线，打算把义县和锦州之间的联络给断了。

9月16号晚上，段苏权收到了任务，得去占锦州边上的机场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任务在参谋部那边耽误了四个小时，才传到他这儿。

接到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晚了，而且那时候段苏权发现锦州周边有两个机场，近的那个已经不能用了，远的那个还得穿过9纵的地盘，意味着得经过友军的区域。段苏权为了弄清楚该占哪个，就发电报问了一下。结果这一问，反而出了岔子，电话那边的刘亚楼一听就火了，直接训了他一句：

管理机场那肯定得是能让飞机升空的那种，要个废弃的有啥用嘛！

段苏权这时恍然大悟，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作战时机。

在辽沈战役那会儿，八纵可是立下了大功。他们不光是把义县和锦州之间的联系给切断了，关键是在辽西会战那会儿，行动迅速得跟闪电一样，一下子就冲到了营口，把廖耀湘兵团想从海上逃跑的路给堵得死死的。

后来在记功的时候，8纵的好多功绩都没被算上，反倒是它们的缺点被过分强调了。

拿攻打锦州那会儿来说，八纵比主力大队晚了6个小时才冲进城里。但其实呢，八纵战前就领的是助攻的活儿，主要是给主力部队打掩护。他们那边打得越凶，主力部队的压力就越小，所以八纵自然要比其他队伍多扛点重担。

过了好多年，到了2009年准备拍《建国大业》这部电影时，特别加了两句对白进去：

毛泽东问道：

“都快十一点半了，哪个队伍还没攻进去啊？”

周总理这样答复：

“八条线这事儿，你都已经问了整整五回了。”

1948年11月份，黄永胜被调回到了八纵，他新的职位是纵队的老大，也就是司令员。

段苏权到这时候才明白，自己在军队里头竟落了个“打仗不行，打得一塌糊涂”的名声。离开第八纵队后，他被调到了东北军区，当上了作战处处长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的级别就恢复了，后来还当上了东北军区的副参谋长。

但是，段苏权在八纵的时候，心里真的很感谢和他一起工作的邱会作，这还得从攻打锦州那会儿，小紫荆山意外失守的事情说起。

1948年10月份，八纵的23师68团打下了锦州边上的小紫荆山这个地方。因为这地方地势特别重要，东总那边特别。可刚拿下没多久，在东总负责指挥的林彪，就从国民党的电台里听到他们大肆宣扬，说他们在锦州边上的“小紫荆山”给我军来了个重创。

林彪起初没当回事，以为国民党军只是在故意吓唬人，但后来他亲自去了解了一下，发现事情还真是那么回事。

那时候，东总直接给八纵打了个电话，段苏权和邱会作那会儿对小紫荆山那边的事儿还蒙在鼓里呢。后来好不容易跟68团联系上了，俩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紫荆山真的丢了。68团的团长和政委心里也清楚，这事儿可不小，所以他们琢磨着，最好是先把阵地给抢回来，然后再往上头报告。

段苏权和邱会作抵达68团后，这才搞清楚状况。原来，68团在攻下小紫荆山阵地后，副团长韩枫看大家又乏又饥，就决定只留于沛然的八连继续守阵地，自己带着其他部队去吃饭了。可谁曾想，他们刚一下山，锦州的国民党军就杀了回来。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，八连实在是顶不住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于沛然没跟任何人商量，自己就做主让队伍撤了，结果整个阵地就这么丢了。

虽然那块地方已经拿回来了，但事情闹得挺大。邱会作一到部队，立马就把团长张峻岚、副团长韩枫、副政委杜绝、参谋长蒋勇，还有政治处副主任朱林尧给叫了过来，狠狠地处理了跟那事有关的人。

八纵成立这么久，从来没碰上过这么丢脸的事儿，军纪得狠狠整顿！我这次来，是101直接派的，来干监斩这活儿。这回我先处理个“站立的”，要是再有下回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直接办几个“爬行的”了！

这件事对邱会作来说，印象特别深刻，以至于多年后跟小儿子聊起这事儿，他还是忍不住感叹：

以前有个连长，跟了我快十年时间，结果因为一次搞砸了的任务，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给处决了。

小儿子一听这话，立马瞪圆了眼珠子：

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差错就给毙了，这也太狠了点吧。

“战争真是太狠心了！”邱会作由衷地感叹道。

段苏权和邱会作虽然只合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他们之间还挺有默契的。在他们的指挥下，第八纵队进步显著，这事儿连林彪都得承认。

听说段苏权能从作战处处长的职位上恢复原来的级别，不光是因为罗荣桓帮他说了好话，林彪也点头答应了。他还私下里跟身边的一位得力干将提起过这事儿，表示了赞同。

苏权这人挺实在的，我并不是要拿他开刀，我是要对冀察热辽这块地方进行整顿。

在那个时候，段苏权因为接了黄永胜的班，当上了八纵的司令员，也碰到了不少麻烦。不过还好，黄永胜站出来帮他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让他没遭啥冤枉罪。九大过后，又有人想对段苏权动手脚。这时候，邱会作开口了，就那么简单一句话：

在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里，咱们八纵有整整10位同志上榜了。

邱会作话里有话，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着呢。

【三】

邱会作在1992年来到北京后，他的老朋友段苏权可没少往他那跑，多次约他出来吃饭叙旧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张震还在国防大学专门摆了一桌宴席招待他。

张震在1975年的时候开始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，到了1978年，他又升为了总后勤部部长。邱会作也曾是这个位置上的头儿。为了这次简单的聚餐，张震特意从自个儿家里拎了一瓶茅台酒过来。

咱们年纪都不小了，喝一瓶酒就足够了。

挺有意思的是，张震跟管理人员讲了这么一句：

我找我老同学出去搓了一顿。

简单说，邱会作被一句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想他们啥时候变成老同学了？后来，还是张震出面，特意给解释了一番。

他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，开始他忙碌的一天。洗漱完毕后，他会给自己做一份简单的早餐，通常是几片面包加上一杯牛奶。吃完饭后，他会稍微收拾一下家里，确保环境整洁。七点三十分，他准时出门上班。路上他会听听音乐或者新闻，让自己保持清醒和愉悦。到了公司，他会先查看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，然后按照计划开始工作。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，总是能高效完成任务。中午时分，他会和同事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饭，大家会聊聊工作、生活或者最近的热门话题。饭后，他会稍作休息，为下午的工作养精蓄锐。下午的工作同样忙碌，但他总能保持专注和耐心。下班后，他会去健身房锻炼一会儿，保持身体健康。锻炼完后，他会回家做晚饭，和家人一起享受温馨的时光。晚上，他会花一些时间阅读或者看电视剧，放松一下心情。睡前，他会回顾一下今天的事情，计划好明天的任务，然后安心入睡。这就是他的一天，虽然忙碌但充实，他享受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节奏。

邱会作这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。

说起来，张震和邱会作早就认识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，张震就成了新四军第四师的参谋长，同时还管着淮北军区的参谋长工作。另一边，邱会作则负责新四军第四师的供给部政委，还兼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的主任。

吃饭时候，他俩边喝酒边聊天，说的都是以前打仗时候的那些事情。

邱会作记得很清楚，张震在饭桌上好几次提到了他老婆胡敏的政策有没有真正落到实处。

胡敏也是个经历过革命的老前辈，原本是名军医。在解放战争那会儿，她救活了好多受伤的战士，对我军的医疗卫生建设有着非常大的贡献。但因为她和叶群有点关联，胡敏也摊上事儿了，被安排到陕西的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。

1981年，邱会作因为身体原因获得外出治疗的机会，然后他就跟老婆胡敏一块儿搬到了陕西，在西安市郊的一栋普通房子里安顿下来。

张震不赞成搞“连坐”那一套，因此对胡敏的政策执行情况特别上心。

靠着不少老战友的援手，胡敏重新当上了军人，级别为师级干部。

1992年的时候，邱会作搬进了省委的退休人员住所，生活方面也有了不小的改善。

2001年年底，邱会作身体出了大问题，多亏了张震等几位老朋友的关心，他被安排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医治。

2002年7月18号，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离开了人世，那时候他已经89岁高龄了。

邱会作晚年过得挺平静舒心的。隔三差五就有老战友或者他们的家人来瞧瞧他，有的是特意过来的，有的是出差顺道，就算不知道他家具体在哪儿，也会想法子打听清楚。

邱会作一直把对这些老战友的感情深深记在心里头。

邱会作搬进了省委的干休所，干休所的人很贴心，还给他和老伴胡敏安排了去延安这个革命老地方逛逛的机会。他俩在延安的半山腰上，找到了以前住过的那个窑洞。窑洞里头的东西还是老样子，可他们俩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年轻人了。望着延安的景色，邱会作心里头一激动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转头跟胡敏说：

咱们投身革命这事儿，做得没错。我来自江西，你嘛，陕西的汉子。要不是革命，咱俩哪有机会相识？咱们一块儿闹革命，共渡难关，一辈子都扑在了这上面。有这些经历就足够了，什么荣耀啊耻辱啊，都别往心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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